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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了解企业需求，帮助排查化解法律风险，更重要的是建立常态化的院企沟通联络机制，护航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让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得到平等高效保护。”甘肃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王中明介绍，目前全省法院诉前调解成功率超七成，每10起民商事案件里，就有超7件在开庭前调解成功。同时，民商事案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执行信访案件办结率也都超九成。
譬如，永嘉县利用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资源优势，规范成立溪下乡共富食堂基金，为该乡的邻里食堂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瓯海全区侨资捐助共享食堂达10家，募集侨胞侨眷捐款近1000万元，用于侨胞颐养工程；文成县玉壶镇、西坑畲族镇等地华侨分别捐助70万元、150万元不等，助力邻里食堂建设，让居民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农技成果公益性强，例如杂粮新品种，我们这几年也转化，但价格都不高。原因在于，我们面向的农业企业规模较小，还有不少农村合作社，虽然对技术有需求，但承接能力有限。”王亚平解释。“西方发达国家为何转化率高？国家对农业补贴尤其是科技补贴高，而且普遍是农场化种植，承接能力自然较强。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直接技术转让的成果也越来越多。如果直接转让成功了，按照相关规定，收益80%归团队，学院、学校各拿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