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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美河豚与肥腴熟肉皆是美味,而苏轼为吃甘愿冒痛风、身死之险,虽有妙趣,却亦过于贪口腹之欲,明显不符合儒家的中庸哲学。至北宋末期,士人笔记中对苏轼同类故事的记载已有雅化趋势,以苏轼与刘贡父的“三白”戏谑为显。“三白”最早见于朱弁《曲洧旧闻》。苏轼回忆在制科考试时所食美味,称“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刘贡父追问何为“三白”,对曰:“一撮盐,一楪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引刘贡父大笑。之后刘贡父请苏轼过其家吃皛饭,案上所设惟盐、萝卜、饭而已——盖取三白为皛字。苏轼再邀刘贡父赴家宴吃毳饭,案上空无一物,盖毛与无同义,毳字意为三无,既无盐,亦无生萝卜与饭。与之前所载的猪肉、河豚不同,“三白”叙事不粘连于口欲之乐,更凸显宋代文士的文字游戏,趣味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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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实现中华大地的大一统后,虽然存在满洲人、蒙古人、汉人等不同人群的称呼,但在清朝大一统体制下也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中国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朝和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中国”已经是多民族国家清朝的代称,如“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俄)罗斯”。与此同时,相对于“西洋人”,“中国人”在清代文献中渐成清朝境内众多人群的统称。如“海洋行船,中国人多论更次,西洋人多论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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