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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提升苏州河整体景观灯光，可以借鉴浦江灯光景观的经验。首先要确立统一的设计标准。”魏劭农认为，苏州河景观照明工程因归不同区所管辖，目前缺乏统一的设计标准。在2018年黄浦江两岸景观灯光提升改造时，就曾采用国内外照明团队两方合作，对整体照明工程进行全方位规划的方案。因此，魏劭农认为，苏州河的整体灯光设计也应该做国际招标，邀请一些国际上的优秀团队出方案进行评比，听取建筑师、景观设计师，包括艺术家的想法，共同对这个方案进行评价和调整。
编者按：作风问题事关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历来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大敌，也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上头搞形式主义，下面就会弄虚作假；上头是官僚主义，下面就会照搬照套”。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过度留痕、统计造假、面子工程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作出针对性更强的处分规定。
据介绍，司法部坚持示范创建和法治督察“两手抓”，聚焦重点问题开展精准化、“小切口”督察，完善与纪检监察、检察监督协作配合机制，增强法治督察针对性、实效性、权威性。同时，加强行政执法指导监督，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年底前基本建成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的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