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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罚当其罪。最高检会同最高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就醉驾治理出台专门意见，统一执法司法标准，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互衔接、梯次递进的醉驾治理体系。注重以检察建议促进诉源治理。2023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3.6万份，发出建议后持续紧盯、跟进落实，推动检察建议由“办理”到“办复”转变，真正得到落实。
古人讲，“禁微则易，救末者难”。这些年，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从严治党新要求，提出并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为针对性解决裁判文书网使用效果不佳、权利保护不力、安全风险暴露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加大上网力度，具有法治引领、教育、警示作用的文书，都应当上网；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院的文书，要更多地上网；上网文书数量应当保持相当规模，并应当覆盖各审判领域、多种案件类型。要平衡好文书公开与当事人合法权利、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上网公布裁判文书要隐去相关识别信息，确保当事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工作、各类企业单位的经营发展不受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的影响。同时加大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力度，更优更实为司法审判优质高效服务，为社会公众学法、专家学者科研、律师办案服务。
历史告诉我们，欧洲与中国、西方和东方的文化交流给双方都带来了积极影响。早在马可·波罗生活的年代，欧洲同中国的交往就已经从贸易延伸到科学、哲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当前，西方一些人不断鼓吹所谓“脱钩”，这从来都不是应对挑战的有效方案。我期待欧洲进一步与中国加强包括文化交流在内的各领域交往。为此，我们支持推动欧中文化交流的各项措施，期待共建“一带一路”、联合国文明联盟等都成为欧中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