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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党中央审查批准并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形式主义行为加大处分力度，彰显了我们党在全面从严治党中以更实更严的要求纠治形式主义的坚决态度。各地要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为契机，梳理检视日常行政管理、社会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以实实在在办好惠民利民的实事落实主题教育成果和长效机制，坚决整治各种形式主义。
此外，青年的多样化需求还体现在不同年龄阶段对住房有着不同需求。调研报告指出，青年在初入职场、稳定收入和成立家庭等不同阶段住房需求并不相同，但是目前的政策对青年在人生转阶段“过渡性”的换房需求缺乏设计和考虑，不够精细。报告建议，针对青年成长的不同阶段，制定“一张床、一间房、多间房、买套房”的阶梯式青年住房支持体系，以满足不同身份、不同年龄青年人的住房租房需求。
不过，品种找到了，新的问题又来了：新品种种植条件更严格，菇棚需要升级改造，菇农有顾虑。杜新华又将县里的金融助理员请来，给大家介绍最新金融助农政策，可以为扩大生产的菇农提供低息贷款，这让菇农们有了试一试的底气，工作很快推开。在深入基层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坂中村的“银耳故事”，正是践行“四下基层”的生动案例，给人以思考和启迪。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