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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讲，“禁微则易，救末者难”。这些年，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从严治党新要求，提出并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
《繁花》的故事说的是上世纪90年代，那是红帮裁缝的黄金时代。剧里提到的“上海服饰公司”就是陆庆东工作过的上海时装公司，距离500米的华联商厦则是剧中“沪联商厦”的原型，在这里，宝总把外地来的三羊牌一炮打响。“华联商厦卖羊毛衫、针织衫是最有名的，改制后，一楼进去了化妆品、黄金饰品；针织衫就放到我们一楼时装公司的服装商店，到现在，一楼东面还保留了羊毛衫、针织衫。”
就业、养老、教育、社保、医疗、住房……人民群众所关心的，就是检察机关所关注的。最高检将2022年部署开展的“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依法护航民生民利”专项活动延长一年，又组织开展了行政检察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小专项”、道路交通安全和运输执法领域行政检察监督活动，持续聚焦重点领域和特定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
自我意识成为青年新型婚恋观的“水龙头”。如今的年轻人多为独生子女，自我意识使得个体对“自我实现”和“爱情生活”的独立性得以充分表达，导致对个体的边界意识以及对自身损益的敏感性增强，为婚恋条件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所谓“爱情不能成为降低生活质量的理由，婚恋不能成为禁锢自我实现的牢笼”，随着自我意识的强化，婚恋中的“逃跑主义”应运而生：青年人给自己的婚恋做起了“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一旦这一结果不利，则会导致分手以求自保，重启选择“独美”的简单模式。在爱情领域，泛滥的自我意识不仅阻断了情侣间不可或缺的情感交互，更为情侣间的互不信任乃至两性对立埋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