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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中心工作推动到哪里，检察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应勇强调，检察机关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运用法治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依法严惩各类严重犯罪，协同整治网络违法犯罪，宽严相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依法惩治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坚持对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保护，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部署开展“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协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依法维护经济秩序、稳定社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以高质量司法推动高质量发展。依法履职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文化强国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等国家战略，加强环境资源检察工作，推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如我在诉”的理念，在检察办案各环节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实质性化解。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加强民生司法保障，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坚决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英雄烈士权益，持续做实人民群众可感受、能体验、得实惠的检察为民。充分履行职务犯罪检察职能，积极参与反腐败斗争。提高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质量，持续推动从“办理”到“办复”转变，促进源头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习主席旗帜鲜明加强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新时代十年力度空前的反腐败斗争，成效卓著、举世瞩目，但对腐败的顽固性和危害性绝不能低估，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张西平认为，约在1500年至1800年间，中欧之间有过“恋爱”期，彼此都对对方的文化感到好奇、仰慕。利玛窦和继其之后的许多传教士，都怀着尊重中国文化的态度，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学者，更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理性之国。诚然当时中欧认识中的彼此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那种愿意主动了解、并基于了解和尊重开展交流的态度，值得今人学习。
在推进数据资产化过程中，数据资产的权益保护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只有明晰权责关系，才能“定分止争”，激励相关主体投入更多资源发掘数据的价值和促进数据要素的交易流通。我国目前建立了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这种“淡化所有权、强调使用权”的创新做法，如何更好地落实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同时，构建分类科学的数据资产产权体系，还需要对接民法典对财产权利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