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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亮说：“如果在平台实现宣传、销售整个流程的，平台完全应该负相关的监管责任，因为从平台的设计是有能力有义务进行全流程的监管。但是，如果是从平台获得信息，通过私域、线下的方式完成消费，把平台作为服务的入口，平台可能没有办法追踪到后续的消费造成的诈骗的问题。第一类情况，如果消费者去维权，平台有义务去追踪，包括强制要求这样一些服务下架，或者对商家进行必要的惩罚。但是对第二类情况，监管会存在比较大的挑战。”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青年信仰者”后来变成一个批评也门政府与西方关系的政治团体，之所以后来改名为胡塞武装并发动反政府叛乱，与该组织领导人胡塞被杀有关。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青年信仰者”举行大规模示威，反对当时也门政府奉行亲美政策，遭到了当局的镇压。2004年，当时的也门政府邀请胡塞到萨那参加会谈，后者拒绝了这一邀请，之后也门政府对其进行抓捕，“青年信仰者”再次发动叛乱。2004年9月，侯赛因·胡塞被政府军打死，“青年信仰者”随后改称“胡塞人”，以纪念创办人，之后外界就将该组织称为胡塞武装。
“看见木麻黄，想起谷文昌。”厚积数十载的谷文昌精神，“逾远而弥存”，一代代东山人在谷文昌先进事迹的感召下，砥砺奋进、逐梦前行。今天，东山县在坚持生态保护的同时，结合其独特的海岛地理特征，成功探索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这条路线不仅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的尊重和保护，还充分考虑了当地实际条件，实现了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共生，为海岛地区的绿色发展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