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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破解我国关键领域的“卡脖子”困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加强科技“源头”供给，着眼于前瞻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研发，构建以国家级实验室为引领，跨领域、跨地区集智攻坚的科技创新体系，强化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统筹协调，加快形成有组织的科技创新攻坚体系，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强首位产业、头部产业、支柱产业、重点产业自主创新和技术研发，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集群，不断提升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立足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主攻方向，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引才用才机制，推动人才国际交流合作，精准引育一批战略领军人才和“高精尖缺”创新人才，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有力的人才动能。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方式、任何借口干涉台湾事务。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将美国领导人多次重申的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寻求把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等承诺落到实处，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吴飞举例，手术机器人参与的外科手术无法由医生独立完成，也无法由机器人单独完成，呈现出人机协同混合增强智能特征。“更多的垂直行业也正在加快相关人机交互探索，要么将人的作用引入智能系统，要么在人工智能系统中引入受生物启发的智能计算模型。人机通过不断的彼此交互、相互学习，达到持续增进自身智能水平的目的。”吴飞说。
历史告诉我们，欧洲与中国、西方和东方的文化交流给双方都带来了积极影响。早在马可·波罗生活的年代，欧洲同中国的交往就已经从贸易延伸到科学、哲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当前，西方一些人不断鼓吹所谓“脱钩”，这从来都不是应对挑战的有效方案。我期待欧洲进一步与中国加强包括文化交流在内的各领域交往。为此，我们支持推动欧中文化交流的各项措施，期待共建“一带一路”、联合国文明联盟等都成为欧中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