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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天贝公司在仲裁案件中的代理人杨某与仲裁员陈某曾在同一律师事务所工作。杨某担任某仲裁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期间，陈某及仲裁案件首席仲裁员均系该委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成员。但某仲裁委员会官网页面上对杨某的仲裁员概况介绍中，并未显示其为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仲裁过程中亦未对其系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情况进行过相应披露。根据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与本案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仲裁员应当自行向仲裁委员会披露并请求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案涉仲裁案件的仲裁过程中，陈某等人未按照仲裁规则披露其与天贝公司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事人回避权利的行使，属于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情形。虽然某仲裁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称2018年4月召开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由该委摇号确定，但因其拒绝向人民法院提供此次会议的会议记录，且目前在仲裁案件卷宗材料中并无有关摇号的相关记录，故不能排除担任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的杨某对此次讨论施加不当影响的合理怀疑。据此，该院裁定撤销某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上述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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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命题，事实上明确了文化现代化、文明现代化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质和根本目标。既深刻彰显了文化建设与国家治理、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内在关联，又揭示出人类社会变迁发展过程中文化发展进步、文明转型跃升、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般原理。这一命题从而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整个宏大思想理论体系的一个关键“题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