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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论参加学校比赛还是社会类竞赛，用代画作品参赛都是严重违背诚信的行为，不仅违反了活动规则、比赛秩序，更是对其他参赛选手的不公平，极大损害了赛事的公平性。”在陈音江看来，这种代画参赛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一旦被查出或举报，不仅作品要被撤销参赛资格，还有可能给孩子带来不良信用记录，造成今后无法参加类似赛事等影响，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被主办方追究相应责任。
“我们发现一些毕业生不好找工作，另一方面，企业急需的专业技能人才又招聘不到。”宁波市就业管理中心主任郑善铭说。郑善铭口中的这种矛盾，属于结构性就业矛盾，即人力资源供给与岗位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导致“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
据介绍，主动投案，既包括涉嫌违纪或职务违法人员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的情形，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中明确的涉嫌职务犯罪人员自动投案的情形。具体有两种：一是相关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问题尚未被纪检监察机关掌握，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二是虽已被掌握，但在受到初核谈话、审查调查谈话、讯问或被采取留置措施前，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