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姝）1月10日上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召开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新闻通报会，对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审理情况、案件特点进行了介绍，进行相关风险提示。会上，平谷法院还通报了典型案例。 新闻通报会现场。图源：平谷法院王某系A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B公司系A公司股东。2021年4月，王某、A公司委托李某负责代理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职，并承诺在职期间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一切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与代理法定代表人无关。2021年4月23日，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某变更为李某，A公司的股东由王某、B公司变更为李某。后A公司被起诉并进入执行程序，李某作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采取限制措施。故李某起诉要求将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王某。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A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由股东委派产生，执行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章程第十五条规定，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据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属于公司内部事务，在具有有效文件的情况下，公司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李某与王某达成协议，由李某担任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现李某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内部自治程序，且依据工商登记李某为某公司持股比例100%的股东，故李某要求将A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某或其他人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法官解析，司法实务中，受托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并不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挂名”法定代表人屡见不鲜。“挂名”并非“冒名”，是“挂名”法定代表人自愿与他人达成的合意，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即使是“挂名”法定代表人亦需要承担，因已进行工商登记即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法定代表人变更是公司内部自治事项，即需要公司内部对于变更法定代表人形成决议。但在司法实务中，当“挂名”法定代表人起诉时，公司多已经失联或对于起诉不予理会，此时“挂名”法定代表人的请求往往难以得到支持。编辑 杨海 校对李立军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主持会议。最高法副院长陶凯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最高法纪检监察组组长、最高法党组成员张荣顺，党组成员、副院长杨万明、杨临萍、贺小荣、沈亮、李勇，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王淑梅，各高院党组书记、院长，最高法咨询委主任、副主任、秘书长，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部门负责同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最高法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最高法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新闻媒体记者在主会场参会。最高法执行局全体干警，各高院领导班子成员和执行局、执行裁判庭全体干警视频参会。雷电云手机网页版登录

      “1月MLF利率未如市场预期下调，或与政策面正在观察2023年12月3500亿新增PSL推进‘三大工程’、增发1万亿国债资金全面投放使用，以及以京沪楼市新政为代表的房地产支持政策加码等措施，对年初宏观经济运行的提振效果有关。这包括能否扩大有效需求，改善PPI、CPI持续负增长的态势等。”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指出。雷电云手机网页版登录

      零工市场的服务对象是灵活就业人员，尤其是广大农民工。农民工与城镇化息息相关，统筹新型城镇化有一个重要的内在逻辑，即根据人的流动来配置资源。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6.7%，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两者18个百分点的分差表明，有2.55亿没有城镇户籍的人群居住在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融入城镇生活、适应身份变化，是从打零工开始的。雷电云手机网页版登录（撰稿：孙曼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