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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月16日电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于最新施政报告提出，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包括在2024/25学年起将八所资助大学(八大)非本地本科生上限提升一倍至学额总数40%。此外，最新资料显示，2024/25学年共有5所大学调高非本地本科生学费，加幅为3.6%至10.3%。
当前，外贸主体数量增多、业务范围更加精细，外贸新业态快速发展等积极因素累积增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信银行通过转接收款和直连收款两种模式为境内出口电商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跨境收款服务，实现了全流程收结汇、境内资金清分、国际收支申报、结售汇登记等线上化处理。自主研发的“信银致汇”产品省去了出口商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中间环节，免去了海外资金“落地、归集”的环节，降低了资金风险和收款成本。
吴翠云向记者提及，为促进成果转化落地，多地财政划拨专项资金，对技术出让机构、转移服务机构企业实行“后补助”。例如，天津市按照各单位促进技术交易绩效，对技术出让单位、技术转移机构予以技术交易后补助；广西桂林规定，引进动植物优新品种进行试验示范并在该市推广应用，单个新技术成果(新品种)年度按新增销售收入等次，分别给予5万元、10万元、20万元奖补。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