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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与王某达成协议，由李某担任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现李某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内部自治程序，且依据工商登记李某为某公司持股比例100%的股东，故李某要求将A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某或其他人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
2001年国家文物局曾经出台《文物拍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对文物保护单位的拍摄需经相关部门批准，但同时也表明，“文物收藏、研究单位为研究和保管工作需要所进行的拍摄活动，普通观众在对社会开放的文物单位所进行的纪念拍照活动，不在报批范围内。”此外，该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对公众开放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公开展出的文物，除因文物保护的特殊需要而另有专门规定及说明者外，参观者可以拍照留念。但参观者不得以收集资料为目的对文物进行系统拍摄，如有需要，应参照本办法执行。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答好“声音传递在一线”的扬声题。基层是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的“最后一公里”，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神经末端”。基层党员干部作为政策上通下达的“关键纽带”，要寻求创新，精准对接受众特点和群众需求，变“上大班课”为“个性备课”，变“专题送课”为“点单约课”，让政策宣传春风化雨、入脑入心。要带点“泥土味”，将理论话语转化成群众语言，将抽象逻辑转化成具体案例，用讲故事、讲事实、讲感情的方式，讲群众听得懂、听得进、乐意听的“乡土话”。要巧用“嫁接术”，把“传统文艺”与“抽象理论”结合起来，创新“戏曲+宣讲”“脱口秀+宣讲”“歌舞+宣讲”等形式，实现艺术性、娱乐性与理论性、导向性的深度融合。
2012年8月，韩国大成株式会社与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设立的企业普莱克斯公司签署《承购协议》，第14.2条约定对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同意将该等争议最终交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其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2013年2月，大成株式会社、普莱克斯公司以及大成广州公司签署《补充协议(一)》，将大成株式会社在《承购协议》项下的权利与义务转让给大成广州公司，大成株式会社对大成广州公司在《承购协议》合同期间内的义务履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6年3月，大成株式会社、大成广州公司共同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申请，请求仲裁庭认定普莱克斯公司违约并裁决其履行支付义务等。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程序中，普莱克斯公司向仲裁庭提出管辖权异议。仲裁庭于2017年7月作出管辖权决定，多数意见认为案涉仲裁条款约定的开庭地点为中国上海，仲裁地为新加坡，仲裁协议准据法为新加坡法，案涉仲裁条款在新加坡法下有效，并认定仲裁庭对案涉争议有管辖权。2017年8月，普莱克斯公司向新加坡高等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仲裁庭对争议无管辖权。同月，新加坡高等法院判决认为仲裁条款约定争议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上海仲裁应理解为仲裁地为新加坡。普莱克斯公司上诉至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2019年10月，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作出二审判决，认定第14.2条约定“在上海仲裁”表明仲裁地在上海，而不是新加坡，但就仲裁庭对争议是否有管辖权等其他争议问题不作认定。为此，仲裁庭出具《中止仲裁决定》，等待中国法院确认案涉仲裁条款的效力。2020年1月，大成株式会社、大成广州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案涉仲裁条款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