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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翠云向记者提及，为促进成果转化落地，多地财政划拨专项资金，对技术出让机构、转移服务机构企业实行“后补助”。例如，天津市按照各单位促进技术交易绩效，对技术出让单位、技术转移机构予以技术交易后补助；广西桂林规定，引进动植物优新品种进行试验示范并在该市推广应用，单个新技术成果(新品种)年度按新增销售收入等次，分别给予5万元、10万元、20万元奖补。
“小砂糖橘”的流量效应迅速为广西带来了水果的销量变现，地方特色水果订单明显增多。据媒体报道，百色市1月5日以来，砂糖橘从每日平均出货量100多吨增长至每日200多吨；来宾市自“小砂糖橘”热点以来，完成砂糖橘销售超26万吨；崇左市1月9日、10日销往东北地区的砂糖橘和沃柑电商销售额达50吨左右……
“防诈指南”介绍，因长期未能办理，被害人报警，经公安机关调查取证，郭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经审查检察院已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根据郭某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结合其多次诈骗多名经济困难群众的情节，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