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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之外，财政政策需要做得更多。市场也倾向于预期，2024年是财政政策发力的大年。增发国债资金落地、新增3500亿元PSL(抵押补充贷款)，市场着力于广义财政落地释放的积极信号。未来财政政策节奏需前置，科学合理确定赤字率、专项债规模，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及时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必要支撑。释放消费潜能还需从收入端、供给端和需求端多方发力，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
在赵楠看来，高铁对民航的分流情况因地区和航线而异。在目的地较近的地区，高铁对民航的分流作用明显。而目的地较远的旅程上，民航则更能发挥出速度和航班安排灵活的优势。此外，不少航司、机场也在民航局指导下不断优化流程，提高民航竞争力。例如，部分机场已将飞机起飞前的截载时间从45分钟缩短至35分钟，进一步优化旅客登机流程，以缩短地面等待时间。
具体而言，一是要持续加大支持科技研发税费优惠政策落实力度，坚持把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100%的政策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增强科技研发税收优惠的确定性；二是要持续激发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以税费优惠政策引导企业走自主创新之路，逐步形成覆盖企业成长和创新全生命周期的税费政策支持体系；三是要持续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环境，探索丰富针对研发成果收益的税费优惠政策，鼓励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引导提升科研“软实力”，深度对接产业“新赛道”。
从选育主体看，企业自主选育或合作选育品种占比大幅增加，企业已成为育种创新的主体。如今，我国农作物种业企业的优势群体已经形成，种业企业多、小、散的状况已有改善，初步构建了由69家农作物、86家畜禽、121家水产等龙头企业组成的国家种业企业阵型。进一步培育种业振兴企业骨干力量，不妨推动阵型企业与科研单位、金融机构、种业基地对接，支持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育种联合攻关，着力打造航母型领军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和专业化平台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