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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产教同行，以海外企业为依托规划“路线图”。我国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贡献者，境外中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4.6万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8万亿美元。同时，海外企业也面临着本土劳务人员技术技能水平较低的现实困境，而职业教育为中资企业人才本土化和构建良好的公共关系提供有效载体，两者相得益彰，完全可以成为境外办学的可靠合作伙伴。职业教育突破以往的校校合作模式，基于国际产能合作规划教育“走出去”布局，产业发展到哪里、教育就支撑到哪里，企业办到哪里、学校就建到哪里，在国际产能合作中找准位置、做大做强。
三是，着力构建数字消费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切实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网络安全相关政策制度，对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信息进行分类分级处理，制定更加有针对性、差异性的数字消费数据安全治理方案，通过数字消费者对不同信息的敏感度和重要性进行反馈，进行最小化的数据收集，对信息数据进行隐私计算、加密技术、访问权限控制和匿名化等脱敏处理，防止数字消费行为信息泄露和滥用，强化对消费者个人数据信息安全保护。
中国已连续6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2023年，自贸试验区升级扩容至22个，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标准经贸规则……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步履不停，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重大利好。
有些高职学校自认为自身信息化基础较好，地位牢不可破，未来发展前景可期，暂不需要费时费力进行数字化转型。殊不知，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周期较长的变革潮流，作为一场技术变革势力，它正在不断向各个行业渗透，那些变革较慢的行业将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是信息化“水平高”的学校也应心怀忧患意识，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浩大的工程，应尽早布局、提早谋划，积极思考数字化转型的思路与方法，根据职业技术技能人才不同发展阶段的能力提升需要，完善以校为主、市场参与的数字化资源开发机制，研发更加契合学生学习、学校教学的专业课程，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