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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防范化解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几个方面的风险。房地产风险方面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这次又强调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这一点在解决供给端资金链问题上非常关键。房地产对居民财富、消费、市场预期都有重要影响，是当前影响经济运行的“牛鼻子”。化解房地产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对改善整体经济运行尤为重要。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对带动房地产相关投资，缓解房地产压力有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方面已经在部分地区试点债务置换等化债措施，同时也要促进地方通过盘活资产等举措化解债务。下一步要推动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形成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在制度层面解决问题，还需要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债务处置也要把握好与经济稳定的关系，做到边化债边发展，统筹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的关系。
货币政策之外，财政政策需要做得更多。市场也倾向于预期，2024年是财政政策发力的大年。增发国债资金落地、新增3500亿元PSL(抵押补充贷款)，市场着力于广义财政落地释放的积极信号。未来财政政策节奏需前置，科学合理确定赤字率、专项债规模，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及时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必要支撑。释放消费潜能还需从收入端、供给端和需求端多方发力，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
而位于长江干线下游的南京港，是沿线最深入内陆腹地的深水海港和国际型江海转运主枢纽港。2018年5月，长江12.5米深水航道初通至南京，长江黄金水道效能发挥明显，5万吨级海轮可从长江口直达南京港，7万吨级至10万吨级海轮可减载乘潮抵达。但出于航道水文条件限制及通航安全考虑，进出南京港的大型船舶最大吃水控制在11.36米。
也要看到，我国资源型地区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且类型多样。拿资源型城市来说，有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等类型。资源富集地区面临着可持续发展压力较大的问题，独立工矿区和采煤沉陷区面临着较为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资源枯竭城市则亟需破解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可以说，各资源型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发展条件各异，决定了转型发展的路径不能千篇一律，更不可能“一招鲜吃遍天”。久久为功推动资源型地区焕发新活力，在既有成绩和基础之上，需要继续在因地制宜探索转型发展新路径上下功夫，分类施策。做好“精准”文章，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是蹚出新路子、实现华丽转身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