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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讲，“禁微则易，救末者难”。这些年，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从严治党新要求，提出并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
《意见》明确，相关高校要系统开设教师教育模块课程，包括不少于18学分的教育学、心理学、中小学课程教学、科学技术史等内容，以及不少于8学分的教育实践。各试点高校也在积极探索教师教育体系创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设探究学习、设计思维等方面特色课程，设立教育学科导师、理工学科导师、校外实践导师合作机制；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加强与中小学的合作，签订相关协议，推动校内外协同育人。
“以色列表面上看非常强势、咄咄逼人，但同样付出巨大代价。”田文林分析称，本轮冲突暴露出以色列的三点“失败”。一是既往战略失败，“既要土地又要和平”的政策已无法维系；二是外交损失惨重，以色列一直以来在国际社会塑造的“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等形象跌至前所未有的低点，多国与以色列断交或召回大使，南非更是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三是安全困境加剧，反以武装袭扰构成威胁，以色列一味依靠军事手段谋求绝对安全，使其自身安全面临被反噬的危险。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建议，加快推进北京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国家科技力量体系建设，大力支持基础研究，聚力攻克“卡脖子”问题。一是系统性部署基础研究，推动基础学科发展满足核心技术需求、优势产业需求与民生发展需求，加强培育前沿科学交叉学科，促进更多的国家科技创新项目与科学研究中心在北京落地。二是健全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社会组织投入基础研究，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在研发总投入中的比重。三是着重投入重点领域前沿技术，加强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空天科技、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