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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用人单位未组织文体活动且无其他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认定文体活动的组织者，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在主观上有策划活动、组织活动、经营活动、召集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控制风险的意思。不管是自愿或受指令，公益或营利目的，皆不例外。其次，在客观上有策划活动、组织活动、经营活动、召集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控制风险的具体外在行为。符合主客观要件后，即可认定相关民事主体为活动组织者。活动的组织者负有对风险的提示、防范和控制以及提供充分的事后救助义务。
据了解，检察机关积极探索行政违法行为监督。2023年1月至11月，对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行为，提出检察建议2.9万件；发现公职人员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及时移送监察机关处理。完善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制度，督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5398件，防止以罚代刑；对应受行政处罚的被不起诉人提出检察意见，移送主管机关处理9万人，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最高检会同司法部深化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试点。
广西海域辽阔，渔业资源丰富，拥有海岸线1628.59公里，海域面积4.6万平方千米。据介绍，广西筹措财政资金3266万元，支持实施渔业种业振兴行动。全面开展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全方位建立广西渔业种质资源数据库。加强广西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提升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工作能力。设立10个种质资源活体分库，收集保存63种资源活体共18.47万尾(只)。
经济形势是青年新型婚恋观的“催化剂”。一方面，当前收入和前景预期的收缩，催生了年轻人内心的焦虑情绪，致使“婚恋取决于条件”的观念趋于固化；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及其诱发的“社畜文化”进一步压缩了个体的可支配自由时间，降低了其在包容度方面的阈值，进而变相强化了“婚恋以独立为先”的取向。年轻人压力增加，时间精力大多都投入到了工作和事业里，剩余的时间也优先留给自己放松身心、回归自我，交给恋爱的时间少之又少，从而缺乏让青年人深入了解别人的空间。也正因此，诸如“恋爱靠边，搞钱第一”的口号才得以获得年轻人的自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