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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产教同行，以海外企业为依托规划“路线图”。我国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贡献者，境外中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4.6万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8万亿美元。同时，海外企业也面临着本土劳务人员技术技能水平较低的现实困境，而职业教育为中资企业人才本土化和构建良好的公共关系提供有效载体，两者相得益彰，完全可以成为境外办学的可靠合作伙伴。职业教育突破以往的校校合作模式，基于国际产能合作规划教育“走出去”布局，产业发展到哪里、教育就支撑到哪里，企业办到哪里、学校就建到哪里，在国际产能合作中找准位置、做大做强。
比如，健身类预付式消费中，消费者遇到商家股东变更、教练辞职或更改使用规则等变动，难以保证最初承诺的服务。在旅游类预付式消费中，则出现有效期内预约难、限制多、无法正常使用、未按合同约定标准服务等情况。在电商平台上，预付式购物卡有时会出现充卡后被限制购买、限制下单且不退卡内余额等问题，让消费者措手不及。
衣食住行样样离不开服务性消费。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社会需求的转换，消费正在从实物型向服务性消费转型，以舒适型、发展型、享受型消费为代表的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人均服务消费达到5675元，占比达到44.5%，较2022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
设置什么专业、每个专业招收多少学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设定、实习实训条件建设和实施等，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基础性问题。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高职院校首先要考虑的是根据产业、职业、岗位变化调整专业设置，停办面向的岗位群需求人员减少的专业。同时，对经过论证保留设置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行重新审视，根据未来产业需要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