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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赵富洲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妄议中央，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下属和贷款客户礼品、储值卡，长期违规借用服务对象车辆，超标准购买营销品；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有关事项，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职务晋升提供帮助；默许亲属收受管理对象礼金，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侵占员工利益；打探信访举报信息；长期与他人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决策部署不到位，违反国家规定向企业发放贷款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发放贷款、职工录用、承揽工程项目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1610年5月，利玛窦病逝于北京，终年59岁。据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整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逝世时，众多朋友、“大臣们和其他地位很高的人们”赶来吊唁。抬棺进入墓地之时，“保禄博士(即徐光启)尤其悲恸……他对利玛窦神父尤其诚挚。他是一位高官显宦，但也悲伤流涕作为他友谊最后伤感的表示……”
徐光启是上海人，最初因见到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而知有“利先生”。1600年，两人在南京会面，1604年徐光启到北京参加会试，再会利玛窦，后登甲榜、入翰林；在北京的几年中，两人交往甚深。徐光启阅读利玛窦翻译的西方哲学、伦理学书籍，向利玛窦请教西方科学及基督教教理，自称“余亦以间从游请益，获闻大旨”“盖其学无所不窥”。利玛窦也对徐光启称赞有加。为便于向利玛窦请教，徐光启还在利玛窦住宅附近租了房屋居住读书。
张西平认为，约在1500年至1800年间，中欧之间有过“恋爱”期，彼此都对对方的文化感到好奇、仰慕。利玛窦和继其之后的许多传教士，都怀着尊重中国文化的态度，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学者，更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理性之国。诚然当时中欧认识中的彼此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那种愿意主动了解、并基于了解和尊重开展交流的态度，值得今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