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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用人单位未组织文体活动且无其他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认定文体活动的组织者，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在主观上有策划活动、组织活动、经营活动、召集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控制风险的意思。不管是自愿或受指令，公益或营利目的，皆不例外。其次，在客观上有策划活动、组织活动、经营活动、召集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控制风险的具体外在行为。符合主客观要件后，即可认定相关民事主体为活动组织者。活动的组织者负有对风险的提示、防范和控制以及提供充分的事后救助义务。
据了解，检察机关积极探索行政违法行为监督。2023年1月至11月，对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行为，提出检察建议2.9万件；发现公职人员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及时移送监察机关处理。完善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制度，督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5398件，防止以罚代刑；对应受行政处罚的被不起诉人提出检察意见，移送主管机关处理9万人，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最高检会同司法部深化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试点。
网络传媒成为青年新型婚恋观的“放大器”。社交网络上的“晒幸福”“秀恩爱”让年轻人向往爱情，亦在潜移默化中将恋爱教条化、模板化。社交网络的放大效应也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性别隔阂。随着暧昧、PUA、出轨、家暴等负面新闻接连曝光，年轻人对婚姻的恐惧也水涨船高：他们开始担心此类现象的普遍性，从而对异性的信任感降低，对恋爱和婚姻逐渐失望。在社交网络中，这些失望加剧了年轻人对相对群体的厌恶心理。
1月12日晚，刚接送完往返731部队遗址的赵先生告诉北青报记者，最近，他经常在网上看到有外地游客想去731部队遗址，并询问怎么从中央大街过去比较方便，有的人还随身带着行李，有网友建议找车专门送这些外地游客去参观。看多了他就决定，自掏腰包组织一支爱心车队护送游客去参观731部队遗址，“这样不是能给大家带来方便嘛，我觉得也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