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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报道，近日，有网民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称：再婚后去派出所变更婚姻状态时被改成“再婚”。以后很多地方都会使用到户口簿，这显得十分尴尬。按照户口管理要求，“再婚”的是否可以改成“已婚”？1月10日，湖南醴陵市互联网宣传与管理办公室回复称，当事人如确实系再婚，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户籍信息应当登记为“再婚”。
而且，很多装修工作并不好干，需要很强的专业技能。如今，客户对装修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能干”与“干得好”之间的差距，往往很大。年轻的装修工人往往要经过长年的专业学习和老师傅“手把手地带”，才能磨练出高超的技术。在从学徒成长为成熟工人的过程中，也免不了吃很多苦，花很多心血。可以说，装修工要想拿到高薪，绝不是一些人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更不是简单的“力气活儿”。
本案中，何女士有自己的住房，每月有5000余元的退休金，享受医疗保险待遇，从经济条件来看，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生活困难的父母”，向子女要求高于其支付能力的赡养费数额，不应支持。但考虑到何女士将近九十高龄，生活已无法自理，平日确实需要人近身照顾，四个女儿均表示不能近身陪伴和照料，所以何女士即使不住进高端养老院，也有请保姆照顾的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