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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价格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从这个角度上说，那些信口喊出超高价的音乐会，已经涉嫌违法。相关主管单位应积极介入，加强对演出市场的有效监管，扮演好守门人的角色。相关售票平台应加强对乐团资质的审查，将弄虚作假的演出单位纳入黑名单，确保演出质量水平和宣传信息的真实性。观众也要保持警惕，选择正规可靠的演出平台购票，避免误把李鬼当李逵。
“农林方面，尤其是果树种植，转化难点在于见效慢、周期长。”吴翠云透露，以果树为例，一个新品种从诞生到选育，再到市场推广，一般要经历15至20年时间。“正是因为‘慢’，农户在接受一项新技术、新品种，尤其是选育果树新品种时，都比较谨慎。很多农作物今年用了发现效果不好，第二年可以换；工业领域更快，有时几天就能见效，不合适就不再生产了。而果树一旦种上，三四年才开始见成效。怎么让农户认可并接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难题。”
此外，青年的多样化需求还体现在不同年龄阶段对住房有着不同需求。调研报告指出，青年在初入职场、稳定收入和成立家庭等不同阶段住房需求并不相同，但是目前的政策对青年在人生转阶段“过渡性”的换房需求缺乏设计和考虑，不够精细。报告建议，针对青年成长的不同阶段，制定“一张床、一间房、多间房、买套房”的阶梯式青年住房支持体系，以满足不同身份、不同年龄青年人的住房租房需求。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