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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亮说：“如果在平台实现宣传、销售整个流程的，平台完全应该负相关的监管责任，因为从平台的设计是有能力有义务进行全流程的监管。但是，如果是从平台获得信息，通过私域、线下的方式完成消费，把平台作为服务的入口，平台可能没有办法追踪到后续的消费造成的诈骗的问题。第一类情况，如果消费者去维权，平台有义务去追踪，包括强制要求这样一些服务下架，或者对商家进行必要的惩罚。但是对第二类情况，监管会存在比较大的挑战。”
利用现有存量土地和房屋建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一方面，可以切实降低土地成本，从而降低保障性住房配售价格，让工薪收入群体可负担；另一方面，这些存量土地和房屋往往处于区位较好的地块，配套设施较为健全，有利于实现职住平衡；同时，还可以盘活利用闲置土地和房屋，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浪费。配售价格按基本覆盖划拨土地成本和建安成本、加适度合理利润的原则测算确定，这样确定的配售价格，与目前大城市商品房相比明显降低，可让工薪收入群体“买得起房”。
盘和林：深圳在低空经济领域具备产业优势，发展低空经济可以帮助深圳开放更多的低空区域，从而为城市产业融合创造有利条件。开放更多空域，可以让无人机更加自由地飞行，从而丰富无人机应用，丰富低空经济生态。高校和科研院所将与无人机企业展开更多合作，产学研协同将实现无人机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帮助深圳无人机产业做大做强。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