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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世界重建信任、加速经济复苏方面，达沃斯跟中方一直以来倡导的通过团结合作解决重大危机、摒弃零和博弈回到合作共赢、反对“脱钩断链”“小院高墙”高度契合。尤其是，今年讨论的核心议题，如为新的时代创造增长和就业，人工智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施长期气候、自然与能源战略等，与中国目前正在全力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方向一致的。而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是中国一直在努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中国与达沃斯的不谋而合，正说明世界主流与人心所向。
有些高职学校自认为自身信息化基础较好，地位牢不可破，未来发展前景可期，暂不需要费时费力进行数字化转型。殊不知，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周期较长的变革潮流，作为一场技术变革势力，它正在不断向各个行业渗透，那些变革较慢的行业将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是信息化“水平高”的学校也应心怀忧患意识，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浩大的工程，应尽早布局、提早谋划，积极思考数字化转型的思路与方法，根据职业技术技能人才不同发展阶段的能力提升需要，完善以校为主、市场参与的数字化资源开发机制，研发更加契合学生学习、学校教学的专业课程，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清朝实现中华大地的大一统后，虽然存在满洲人、蒙古人、汉人等不同人群的称呼，但在清朝大一统体制下也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中国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朝和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中国”已经是多民族国家清朝的代称，如“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俄)罗斯”。与此同时，相对于“西洋人”，“中国人”在清代文献中渐成清朝境内众多人群的统称。如“海洋行船，中国人多论更次，西洋人多论度数。”
“总书记来之前的几天一直在下雪，附近的国道上积雪已经没过了膝盖，路边的竹子都被冰雪压弯了，房檐下的冰溜拖得好长。”江西井冈山神山村老支书彭水生没想到总书记会冒着严寒来村里考察。那天是2016年2月2日，恰好是南方的小年。在人群中，彭水生激动地握住总书记的手说：“天气那么冷、路那么远，你还到我们穷山沟来，是我们穷山沟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