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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外交最鲜明的特征和最大政治优势,外交大权在党中央是实现党对对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核心原则和根本体现。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才能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使外交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全面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才能始终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中增强定力、把握主动。新征程上,要进一步加强思想理论武装,强化党领导对外工作的体制机制,推动外交队伍建设,加强各地区各部门协同配合,不断巩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工作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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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出强调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先后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尽管统一战线在不同时期担负的历史任务有所不同,团结联合的范围对象有所变化,采取的政策策略也有所区别,但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始终没有变,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法宝作用始终没有变。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党中央强调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党的中心任务和世情国情的发展变化,担负着更重要的使命。特别是统一战线处在反分裂反渗透斗争的前沿阵地,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强调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应运而生、顺势而成,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需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等重大问题,为新时代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