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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两类主体”强衔接。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社，支持有条件的小农户成长为家庭农场，引导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为农户与企业架起联结的桥梁。培育社会化服务主体，聚焦生产的关键薄弱环节，推进先进生产技术、信息技术等同社会化服务深度融合，提升生产效率和效益水平。
加强政策措施的协同性。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政策制定上需要寻求宏观经济多重目标的动态平衡，在政策实施上应建立健全政策主体的沟通协调和工作协同机制。总之，必须体现系统观、用好辩证法，发挥经济政策的协同效应，做到各类政策协调配合、相互支撑，同向发力、各有侧重。另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教育、科技、人才、外交等非经济政策在经济领域发挥的影响力日益凸显，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就要求必须统筹考虑非经济政策的经济价值和经济政策的社会价值。
此外，对于两岸经贸关系，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丁仁方接受中新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大多数工商界人士希望拥有稳定的两岸环境，自身发展不受干扰。然而赖清德的施政路线很有可能升高两岸发生冲突的风险，“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大陆也将予以反制。《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已有一些项目面临中止，未来不排除全面终止的可能。但两岸民间还应继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我国曾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进行过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随着育种水平的提升，品种更新换代的脚步加快，我国种质资源面临严重流失。2015年，我国开启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在全国开展种质资源普查的背景下，2019年，北京开始进行种质资源普查工作，一直持续到2022年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