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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思考的是，我们真正的底层“产品”是什么？任何一个前端绚烂的东西，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去运营的。以上海为例，这座城市有层出不穷的新鲜IP，共同组成了上海的生命力。以前是东方明珠、南京路，后来是淮海路，新天地，现在是安福路、愚园路，将来还会有其他的地方。我们是否有包容的心态，让不同的人群都在这个城市找到他们觉得有意思、有意义的事情？
除了在品牌定位上的分歧，在利益上，经销商和品牌之间也可能产生分配不均的情况。在采访中有经销商对北京商报记者直言，新手机上市的两个月以内，“根本别想从官方买到，因为他们那里根本没货”，经销商表示，“如果手机都让他们卖了，那我们吃什么”。另有“黄牛”对记者称，从大经销商处囤货倒卖已经是潜规则，“不然我们手里的货哪来的”。
“只保留必需的常用工作APP，感觉如释重负。”2023年，浙江淳安整治政务APP过多过滥的问题后，一名干部如此感言。清理整合群组，修正考核标准，减少报表填写，打通数据壁垒……不少地方在工作层面实现减量提质，为干部减负。从重“痕迹”到重“实绩”，从“群里吼”到“实地走”，基层干部不再“困于指尖”，就能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为群众服务。
“从现在到2035年，是中国制造业实现由大到强的关键时期，也是制造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周济建议，集中优势力量普及性推进数字化转型，同时抓好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的攻关、试点和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