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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下基层，把难点堵点打通在国门一线。在行业龙头、专精特新等企业设立海关常驻服务点，将海关“办公室”从机关大楼搬进厂房一线。南京、重庆等海关在驻厂期间，发现部分高新企业产品出海难问题，迅速开展对策研究，精准提出解决方案。在容易引发争议的旅客通关、邮快件寄递等业务现场打造一批“枫桥经验”工作室，成立227支专业调处团队。在业务现场设立党员示范岗、红旗标兵岗、青年先锋岗，促进基层执法规范化水平和窗口作风整体提升。据悉，全国海关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好评率99.75%，“12360海关热线”满意度99.6%。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为针对性解决裁判文书网使用效果不佳、权利保护不力、安全风险暴露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加大上网力度，具有法治引领、教育、警示作用的文书，都应当上网；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院的文书，要更多地上网；上网文书数量应当保持相当规模，并应当覆盖各审判领域、多种案件类型。要平衡好文书公开与当事人合法权利、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上网公布裁判文书要隐去相关识别信息，确保当事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工作、各类企业单位的经营发展不受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的影响。同时加大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力度，更优更实为司法审判优质高效服务，为社会公众学法、专家学者科研、律师办案服务。
自甘风险中的其他参加者，通常包括同场竞技者或共同参与者。按照民法典规定，对文体活动其他参加者的过错认定标准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即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结果的造成仅有一般过失、轻过失时不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由受害人风险自担。同时，在损害已经发生时，还要审查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结果扩大有无故意或重大过失。损害发生后，其他参加者对受害人负有救助义务，应当采取恰当、及时的救助举措，防止损害扩大。否则，法院可以认定其他参加者未恰当履行救助义务，从而判决其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本案中，王某是自甘风险活动中的其他参加者，其在双方掰手腕的僵持状态下突然发力系该活动中的常见行为，不能认定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同时，曾某受伤后，被告王某积极将其送医治疗，尽到了救助义务。
检察机关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罚当其罪。最高检会同最高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就醉驾治理出台专门意见，统一执法司法标准，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互衔接、梯次递进的醉驾治理体系。注重以检察建议促进诉源治理。2023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3.6万份，发出建议后持续紧盯、跟进落实，推动检察建议由“办理”到“办复”转变，真正得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