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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前后是音乐会演出的高峰期,容易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于是有的城市便会邀请国内外一些知名度较低的乐团填补演出空白。倘若这些乐团具备基本的演出水平,售票定价合理,自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一些经纪公司为了牟取暴利,“挂羊头卖狗肉”,将一些水平欠佳的乐团包装成国际知名乐团,卖出了一线乐团的高昂票价。这样的行为不仅欺骗了观众,也搅浑了演出市场的水。
“我的设想是把虔酒庄园打造成山林生态酱酒全产业链体验庄园,为游客创建可观、可玩、可饮、可藏、可游、可享的酒游文化综合体,以美酒进一步彰显景区旅游特色,以旅游为酒业赋能,实现互相促进、多方共赢的良性循环。”虔心小镇董事长、虔酒品牌创始人谢晓明说,景区新建的虔酒庄园接待中心和“百香谷”藏酒区已对游客开放,白酒文化馆、老酒银行、勾调品鉴体验中心、天时广场、天坛广场、竹林藏酒区等酒旅体验项目将进一步提升游客的参与感。
一部清代的彝文古籍《西南彝志》之孤本陈列展柜中。书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洪武皇帝说,这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君长,指的是贵州彝人女首领奢香,她在位期间,开驿道、平靖边乱,为密切西南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作出贡献,后被明太祖朱元璋追封为“大明顺德夫人”。这部古籍,见证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认同与拥护。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