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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5.59万亿元，比上年多3.41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22.22万亿元，同比多增1.18万亿元。专家表示，去年，中国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统筹运用好总量和结构、数量和价格工具，更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群众在哪里，普法工作就要推进到哪里，特别是涉未成年人保护的普法工作，更要跟进到年轻人的“栖息地”、贴合他们的用网习惯。当下网络已成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信息接收主要渠道，短视频也成为当下互联网的主流应用产品，所以普法工作必须占领这样的主流阵地，更要借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短视频来传播，通过网络赋能，深化“数字+普法”模式。
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姝）1月10日上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召开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新闻通报会，对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审理情况、案件特点进行了介绍，进行相关风险提示。会上，平谷法院还通报了典型案例。 新闻通报会现场。图源：平谷法院王某系A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B公司系A公司股东。2021年4月，王某、A公司委托李某负责代理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职，并承诺在职期间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一切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与代理法定代表人无关。2021年4月23日，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某变更为李某，A公司的股东由王某、B公司变更为李某。后A公司被起诉并进入执行程序，李某作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采取限制措施。故李某起诉要求将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王某。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A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由股东委派产生，执行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章程第十五条规定，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据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属于公司内部事务，在具有有效文件的情况下，公司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李某与王某达成协议，由李某担任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现李某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内部自治程序，且依据工商登记李某为某公司持股比例100%的股东，故李某要求将A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某或其他人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法官解析，司法实务中，受托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并不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挂名”法定代表人屡见不鲜。“挂名”并非“冒名”，是“挂名”法定代表人自愿与他人达成的合意，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即使是“挂名”法定代表人亦需要承担，因已进行工商登记即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法定代表人变更是公司内部自治事项，即需要公司内部对于变更法定代表人形成决议。但在司法实务中，当“挂名”法定代表人起诉时，公司多已经失联或对于起诉不予理会，此时“挂名”法定代表人的请求往往难以得到支持。编辑 杨海 校对李立军
有些高职学校自认为自身信息化基础较好，地位牢不可破，未来发展前景可期，暂不需要费时费力进行数字化转型。殊不知，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周期较长的变革潮流，作为一场技术变革势力，它正在不断向各个行业渗透，那些变革较慢的行业将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是信息化“水平高”的学校也应心怀忧患意识，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浩大的工程，应尽早布局、提早谋划，积极思考数字化转型的思路与方法，根据职业技术技能人才不同发展阶段的能力提升需要，完善以校为主、市场参与的数字化资源开发机制，研发更加契合学生学习、学校教学的专业课程，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