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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强化统筹，打造受世界欢迎的公共产品。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组成部分，相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加强统筹，加强联动，统筹用好各渠道资源，在院校布局、办学规范、资产配置、教师待遇、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将职业教育升级为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提升教育国际影响、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和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资源，努力贡献更多跨越地理限制、突破文化差异、融合发展需求的开放式、全球性、共享型公共产品。
对《行动计划》提到的“加速科学研究范式变革”，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金力表示，传统的科研范式经历了4个阶段演化：从通过实验描述自然现象的“实验范式”，到通过模型或归纳进行研究的“理论范式”，再到应用计算机仿真模拟解决学科问题的“计算范式”，再到通过大数据分析研究事物内在关系的“数据范式”。今天，随着数据资源不断增长和需要求解的科学问题日益复杂，科学研究的第五范式应运而生，就是在“数据范式”基础上，引入了智能技术，强调人的决策机制与数据分析的融合，将数据科学和计算智能有效地结合起来，利用AI技术学习、模拟、预测和优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和规律，以解决各种科研问题，从而推动科学发现和创新，这就是科学研究“人工智能驱动范式”(AI For Science)。
一是务求实效，以技能为纽带巩固“朋友圈”。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具有天然优势，是最有潜力“走出去”的教育类型。因为技能是中性的，更能给民众带来体验直接、有显示度的民生福祉，更容易被不同文化接受，更容易直达广大民众，更容易在海外落地生根。在职教出海过程中，要务实功、求实效，紧贴海外中资企业和所在国需求，通过培养培训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带动相关国家当地就业和脱贫致富，着力培养心心相印的“一带一路”建设者，扩大知华友华爱华群体，巩固基层民众“朋友圈”。
北京师范大学考试与评价中心主任刘嘉曾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提到，一方面保留少数艺术院校的校考，为顶尖的艺术精英人才脱颖而出畅通渠道，体现精细化；另一方面开展“规范、高效”的省级统考，让更多高校能够选拔到专业基础好、文化底子厚、发展空间大的优秀学生，“这恰恰是大规模统一选拔性考试可以做到的，也是擅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