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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破解我国关键领域的“卡脖子”困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加强科技“源头”供给，着眼于前瞻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研发，构建以国家级实验室为引领，跨领域、跨地区集智攻坚的科技创新体系，强化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统筹协调，加快形成有组织的科技创新攻坚体系，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强首位产业、头部产业、支柱产业、重点产业自主创新和技术研发，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集群，不断提升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立足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主攻方向，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引才用才机制，推动人才国际交流合作，精准引育一批战略领军人才和“高精尖缺”创新人才，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有力的人才动能。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建议，加快推进北京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国家科技力量体系建设，大力支持基础研究，聚力攻克“卡脖子”问题。一是系统性部署基础研究，推动基础学科发展满足核心技术需求、优势产业需求与民生发展需求，加强培育前沿科学交叉学科，促进更多的国家科技创新项目与科学研究中心在北京落地。二是健全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社会组织投入基础研究，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在研发总投入中的比重。三是着重投入重点领域前沿技术，加强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空天科技、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
从2009年之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成为世界第一，在全球贸易预计今年下降5%的背景下，中国进出口总值前三季度仅同比微降0.2%。其中，出口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同比增长0.6%，显得难能可贵。与此同时，出口商品结构也在不断优化，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仍在不断上升。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全部产业分类的国家，为其他国家提供原材料、零部件以及成品，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同时，由于中国前三季度CPI同比仅上涨0.4%，PPI同比下降3.1%，相对稳定的价格水平，叠加中国制造业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和集成优势，能够有效对国际市场需求做出反应，从而对全球通货膨胀具有抑制作用。
由于初创期的科创企业缺少抵押物，投入大、风险高，在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同时，做好风险防控同样重要。对此，《通知》作了相关差异化安排。据介绍，金融监管总局针对性引导有条件、有能力的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决策、独立审查、自担风险，持续强化科技金融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鼓励探索完善专业化的科技金融服务组织体系，构建相对独立的集中化业务管理机制，强化前中后台协同。《通知》还强调，银行机构要进一步加强授信管理，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避免多头过度授信。同时，银行机构要做好科技型企业贷款差异化“三查”，加强科技型企业风险监测预警，强化资金用途监控，防范资金套取和挪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