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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关负责人介绍，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重点针对住房有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工薪收入群体，以及城市需要的引进人才等群体。当前重点要保障好“一旧一新”两类群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逐步覆盖其他群体，“一旧”是指住房困难长期未得到解决、收入不高的工薪收入群体，“一新”是指城市政府需要引进的各类人才，包括科技人才、教师、医护人员等。
“今年以来，我沉稳了许多，如果东京奥运会有现在的心智的话，遗憾会少些。”东京奥运会龚莉摘铜，但领奖台上的她却满腹遗憾和不甘，“我没能把该有的状态发挥出来，像一口气没撒完就被堵住了”。她回忆，当年积分赛顺风顺水，抽签也尽如人意，“比赛前一天夜里，闭上眼就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眼前全是我要登上领奖台的画面”。结果，实力和运气确实让龚莉站上了奥运领奖台，但年轻的毛躁和轻敌让她被世界聚焦时完全笑不出来，“我太注重结果了，忽略了过程更重要”。
以加工贸易较为发达的广东省为例。如今，广东省加工贸易企业ODM和OBM的比重已上升至约2/3。其中，在作为加工贸易重要基地的东莞市，约三成加工贸易企业设立了研发机构，500多家申请成为高新技术企业，超2000家加工贸易企业建立起自主品牌，累计拥有品牌数超过1.3万个，ODM、OBM产品出口比重从2009年的40.8%提升至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