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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久前,深圳机场口岸迎来今年第一批进口鲜榴莲。这批榴莲“乘坐”的正是深圳海关去年支持机场打造的“进口鲜果航空特色专线”,共1050件、重约10吨,经深圳宝安机场海关监管放行后,迅速运往深圳、广州、南宁等地水果交易市场。据统计,2023年深圳海关监管进口新鲜榴莲16.08万吨,货值51.28亿元,居全国海关首位。
铲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任重道远。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开始施行。在群众纪律中,条例完善了对慢作为、假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处分规定;在组织纪律中,增加了对在授予学术称号中弄虚作假、违规谋利行为的处分规定;在工作纪律中,对统计造假及统计造假失察行为作了更加严格明确的规定……这些新规定彰显出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对弄虚作假和违纪违法行为绝不姑息的鲜明态度。
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一般来说,手机厂商没可能也没力量直接控制下游售价,这样不仅有垄断的嫌疑,投给你是也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需求,无法让厂商根据反馈来调节产能。包括苹果在内的手机品牌,其通常做法是,严格管控、审查经销商的资质,尽可能不让无资质的商贩得到货源。专家称,至于价格方面,虽然涉及机密,具体数字难以公开,但手机厂商给到经销商的价格肯定远远低于市场零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