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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美河豚与肥腴熟肉皆是美味，而苏轼为吃甘愿冒痛风、身死之险，虽有妙趣，却亦过于贪口腹之欲，明显不符合儒家的中庸哲学。至北宋末期，士人笔记中对苏轼同类故事的记载已有雅化趋势，以苏轼与刘贡父的“三白”戏谑为显。“三白”最早见于朱弁《曲洧旧闻》。苏轼回忆在制科考试时所食美味，称“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刘贡父追问何为“三白”，对曰：“一撮盐，一楪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引刘贡父大笑。之后刘贡父请苏轼过其家吃皛饭，案上所设惟盐、萝卜、饭而已——盖取三白为皛字。苏轼再邀刘贡父赴家宴吃毳饭，案上空无一物，盖毛与无同义，毳字意为三无，既无盐，亦无生萝卜与饭。与之前所载的猪肉、河豚不同，“三白”叙事不粘连于口欲之乐，更凸显宋代文士的文字游戏，趣味雅化。
张西平认为，约在1500年至1800年间，中欧之间有过“恋爱”期，彼此都对对方的文化感到好奇、仰慕。利玛窦和继其之后的许多传教士，都怀着尊重中国文化的态度，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学者，更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理性之国。诚然当时中欧认识中的彼此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那种愿意主动了解、并基于了解和尊重开展交流的态度，值得今人学习。
回忆战争岁月，老人说，前方炮火纷飞，坑道里手术一台接着一台，争分夺秒。被问到当时是不是害怕？张燮球说：“我是共产党员。”后来，因工作需要，张燮球与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方圻医生等医务人员被调至志愿军开城停战代表团医院，为参加停战谈判的中朝双方首长、波兰、印度、捷克等中立国的观察员以及朝鲜当地百姓服务。在朝鲜期间，他救治过因车祸脾脏破裂的朝鲜老太太，救治了腿部多处骨折的朝鲜小男孩等众多当地百姓，他还将自己的生活用品送给朝鲜民众，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与朝鲜人民建立了深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