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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畅通举报渠道，加大违法和不良信息受理处置力度，推动构建良好网络生态，全年受理处置网民举报线索2.06亿件，同比增长19.5%。其中，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受理举报669.3万件；各地网信举报工作部门受理举报891.8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平台受理举报1.9亿件，同比增长21.4%。
顾某的女儿邵某2016年被诊断出精神分裂症并长期服药。2023年3月的一天凌晨，邵某因琐事与顾某发生口角并殴打顾某。后邵某将顾某从七楼阳台推下，导致顾某坠楼死亡。事发后，崇川区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书，确认邵某是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对邵某进行强制医疗。
在宁波日滋服饰有限公司车间内，5条制衣流水线连续运转，一片火热景象。公司主营针织服装，超九成订单出口国外。“2023年产值超过8600万元，今年的目标是9000万元，目前外国客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5月。”面对订单爆满，公司总经理俞思行喜忧参半，公司现有订单中，有近三成要外包给海曙区内的其他同行。“不是因为机器效率不高，而是因为服装制作有部分工序必须要靠工人熟练的技能来完成，一线熟练工短缺，成了我们产能不足最大的原因。”俞思行说。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