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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品种找到了，新的问题又来了：新品种种植条件更严格，菇棚需要升级改造，菇农有顾虑。杜新华又将县里的金融助理员请来，给大家介绍最新金融助农政策，可以为扩大生产的菇农提供低息贷款，这让菇农们有了试一试的底气，工作很快推开。在深入基层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坂中村的“银耳故事”，正是践行“四下基层”的生动案例，给人以思考和启迪。
梁燕以新颖的学术视角和一贯的钻研精神，引领着学生们翻译了海外学者对中国戏曲的研究成果。她耗时三年主持完成的8卷本《海外中国戏曲研究译丛》，涵盖了俄、日、德、英、意、法等6个语种。其中有俄罗斯学者关于中国明杂剧的研究，有现代日本学者关于梅兰芳1919年访日演出的记述，有德国学者关于齐如山的系统研究，有挪威学者关于易卜生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研究，有意大利学者关于中国戏曲历史的叙述，有18、19世纪英美文学与戏剧中关于中国戏曲的评论，有法国学者关于中国元杂剧作品的研究，有当代北美学者关于清代戏曲作家李渔的专论。
种子是从前辈人传下来的，都是当地老品种。杨景安的父亲杨万仁，曾靠种地养活了七个孩子。如今，老父亲虽然已经走了，但他留给孩子们做黏豆包的窍门，还深深印在杨景安的脑海里。比如等面发完后，要用七八十摄氏度的热水烫一下，这样做成的豆包会更黏，且不沾牙。最重要的是，老父亲还留给了孩子们一些黍子种。只不过，有的孩子长大后搬进了城里，不再种黍子了，到了年关，只好吃兄弟姐妹们送的黏豆包。
回忆起五年前的改造，施木林说，那些设计师的想法很好，参照了很多国外市场的经验，只是有的也不太切合实际，太超前。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后来陆续又改了回来。比如有的台子设计得过高，不适合我国消费者身高；给猪肉摊设计的全封闭玻璃罩也拆了，因为消费者习惯看得见摸得着的肉；还有的水产装置造型很美但费电；而为了营造像小酒吧一样的浪漫情调，水果店的灯光起初设计得过暗，后面都加装了射灯，为让水果看起来更鲜艳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