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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罚当其罪。最高检会同最高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就醉驾治理出台专门意见，统一执法司法标准，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互衔接、梯次递进的醉驾治理体系。注重以检察建议促进诉源治理。2023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3.6万份，发出建议后持续紧盯、跟进落实，推动检察建议由“办理”到“办复”转变，真正得到落实。
此外，用人单位未组织文体活动且无其他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认定文体活动的组织者，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在主观上有策划活动、组织活动、经营活动、召集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控制风险的意思。不管是自愿或受指令，公益或营利目的，皆不例外。其次，在客观上有策划活动、组织活动、经营活动、召集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控制风险的具体外在行为。符合主客观要件后，即可认定相关民事主体为活动组织者。活动的组织者负有对风险的提示、防范和控制以及提供充分的事后救助义务。
于某程接收上述毒品后，在宾馆房间内，或者通过超市储物柜将案涉毒品贩卖给王某意、韩某(均另案处理)等人。龙某强、吕某梅明知于某程贩卖毒品，仍帮助其向韩某贩卖甲基苯丙胺1992.2克。其间，王某凤、王某彪在于某程住处遇到前来购买毒品的王某意，二人即通过短信与王某意达成贩毒意向，并告知在广东的王某江，通过王某凤、王某意居间介绍，王某江以人民币3万元的价格向孙某英(另案处理)贩卖甲基苯丙胺300克。
由于案件涉及未成年人，未检部门第一时间介入，通过孩子母亲的叙述，未检干警了解到未成年人蒋某于2023年3月至5月在一家文身店进行了多次文身，文身店老板在明知其只有14周岁的情况下，仍为其提供文身服务，并收取1300元费用。蒋某父母发现孩子身上的文身，多次到文身店与店主协商赔偿，要求其返还文身费用，并提出带儿子去正规医院清洗文身，费用由店主承担，店主拒绝孩子妈妈王某的要求，仅同意在店内帮助蒋某清洗文身。王某便来到检察机关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