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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主与法制网2016年一篇报道，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工作人员孙杰介绍，闪光灯含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在曝光过程中会对文物造成伤害。不同文物的光敏性不同，“一般以三个梯度划分。像对光特别敏感的纺织品，照度应该小于50勒克斯（照度单位）；对光较为敏感的骨器、壁画，照度应该小于150勒克斯；对光一般敏感的如不带颜料、彩绘的石刻，照度应该小于300勒克斯。”孙杰强调，闪光灯对文物的损害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文物一旦受到损伤是不可逆的，希望游客去博物馆参观时能遵守规定，要求不开闪光灯就一定不要开”。
屡禁不止、花样翻新的形式主义，反映出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对形式和流程的关注度远胜于管理工作本身的要求和实际效果。分析过往很多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必须严格按章办事的事不认真做，只是简单走个过场、做做样子，写个材料就敷衍了事。这样的工作虚有其表，该解决的问题基本没解决。此类形式主义多表现在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中，最终导致安全隐患不能被及时排查出来，从而酿成大祸。此外，一些调研工作同样出现作秀、“拷贝”汇报情况。第二类是将简单事情复杂化，层层加码以致工作走偏变形，导致结果严重偏离初衷。譬如，有的学校开展相关教育活动时，通常会强制要求学生家长打卡参与，或者要求教师转发集赞。这些做法花样百出、阵仗声势很大，似乎提升了活动的品牌和传播效果，实际上毫无意义，反而会让老师和家长感到疲惫不堪，最终也没有几个学生真正学到东西。第三类是大操大办“形象工程”。特别是一些地方主政者，为了彰显履职期间短期内的“政绩”和“旧貌换新颜”，不是将有限财政资金用于补齐当地民生短板，而是不惜斥巨资乃至举债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这不仅导致一些项目与当地人文地理风貌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格格不入，还引发群众的广泛质疑。
除了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开发旅游资源，澳角村还非常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升。村党委投入4000万元用于旅游中路提升工程、兴海大道改造工程等20多个乡村振兴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村容村貌，提升了村民的生活质量，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2022年全村社会总产值15亿元，村财收入150万元，人均年收入5.8万元，连续六届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村”称号。
此次公益推广活动基于“榆林·陕北民歌展”展开，展览自2023年12月27日起，将持续至2024年6月27日。通过全要素复制陕北民歌博物馆的展演模式，该展让观众多维度探寻陕北民歌绚烂多姿的前世今生，欣赏陕北民歌高亢粗犷、质朴率真、婉转悠扬的独特魅力。同时，现场还设立手工艺品、农产品、非遗艺术品等特色展位，让广大游客伴随着悠扬的陕北民歌，进一步品味陕北特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