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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扩大产品供给，提升质量水平。发挥国有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和民营经济生力军作用。推进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布局10个左右高水平银发经济产业园区。提升行业组织效能，支持组建产业合作平台或联合体。推动品牌化发展，培育银发经济领域龙头企业。开展高标准领航行动，在养老服务、适老化改造等领域开展标准化试点。拓宽消费供给渠道，引导电商平台、大型商超举办主题购物节，支持设立银发消费专区。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中国把自身发展寓于各国共同发展之中，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和人类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不断以自身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注入更强动力，作出更大贡献。为维护和平稳定，中国积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世界和平担当尽责，累计派出联合国维和人员超过5万人次，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名列第一，中国“蓝盔”成为联合国维和关键力量。为实现普遍安全，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通过谈判消弭冲突，通过协商化解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成功促成沙特伊朗历史性和解。为促进共同繁荣，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年均增长8.6%，帮助将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为扩大开放包容，中国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已连续6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庞大的市场和消费潜力为全球产业链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为践行环境保护，中国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坚持走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大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促进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孙玉石1964年留校担任助教，1969年任学校宣传组宣传干事，编辑《北大通讯》以及《新北大》校刊。1976年调回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参加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1983年、1994年分赴日本东京大学、神户大学任教，开拓并深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1985年晋升教授，1989年评为博士生导师。
清朝实现中华大地的大一统后，虽然存在满洲人、蒙古人、汉人等不同人群的称呼，但在清朝大一统体制下也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中国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朝和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中国”已经是多民族国家清朝的代称，如“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俄)罗斯”。与此同时，相对于“西洋人”，“中国人”在清代文献中渐成清朝境内众多人群的统称。如“海洋行船，中国人多论更次，西洋人多论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