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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也记录下封建帝王的妄自尊大、明末官僚体制的臃肿败坏等等。全面而持平的记载，使利玛窦的札记成为后世汉学家珍贵的史料。耶稣会士加莱格尔(Louis J. Gallagher)1953年在英译版《利玛窦中国札记》序言中写道：“我们敢说，自从三个世纪以前金尼阁的书首次问世以来，没有任何国家的哪一个汉学家不曾提到过利玛窦，中国的史学家也无不引用金尼阁的书，它打开了中国与欧洲关系的新纪元……”
有必要强调的是，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疲软这个大环境之下，重建信任绝不可能是通过所谓“去中国化”的方式实现的，而只能是在不断地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中实现，从真正理解中国与世界不可分割的融合发展开始。在面向未来的经济框架中，立体、丰富、有活力的中国，坚持扩大开放、支持全球化的中国，必将是世界各国的发展机遇和伙伴。
“水团”横行，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主办方或演出方看准了国内普通观众的乐团资质鉴别力不足，进入国内市场时翻译有意混淆，说白了就是欺负观众“不懂行”；其次，随着国内古典乐爱好者的增多，大家有了新年进音乐厅欣赏高雅音乐的习惯，极速上升的市场需求和相对小的供给，给了“水团”可乘之机；再次，相关部门对于演出方的资质及宣传方面的审核问题，给了“水团”挣快钱的机会。
真正接触文学是在沈阳。1988年，春节刚过，他踏上北上的火车，成为整支建筑队里最年轻的农民工。下工后的工友们聚众赌牌、谈女人，他也没有兴趣。为了找点事做，他继续在武校的习惯，每天外出跑步十几公里。跑了几次，发现离工棚三四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旧书摊，于是，每晚收了工，他就钉在那儿，看得最多的是期刊杂志，也有金庸、古龙、琼瑶的小说，但一天读不完，第二天再去，往往就找不见了。那会儿他对诗还没有特别的注意，只是赶时髦，抄过几句汪国真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