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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司局负责人介绍，之所以启动新一轮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是因为此前商品房和保障房的“双轮驱动”存在一长一短的情况。保障性住房建设相对滞后，在住房供给中占比偏低，不能满足需求，存在短板。特别是在一、二线大城市，由于房价高，部分工薪收入群体买不起商品住房。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是在新形势下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要求，完善住房制度和供应体系、重构市场和保障关系的一项重大改革。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坚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深入分析研究新形势下网上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通过互联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要总结经验成效，认真学习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和有益尝试，结合地方和行业实际，落实新发展理念、宣传新发展成就，密切联系网民。要畅通民意反映渠道，及时回应网民关切，自觉接受网民监督，积极搭建增进党群关系的桥梁和平台。要紧紧依靠网民，深化网络综合治理，大力推进网络文明建设，提升信息便民惠民实效，共建共享网上美好精神家园，不断推动网上群众路线工作走深走实。
据介绍，城市人民政府对规划建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解决好工薪人群住房困难问题负主体责任。城市政府根据需求，科学确定发展目标，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落实用地规模、布局，合理把握建设规模和节奏，并制定年度建设筹集计划，优选建设实施主体。每个项目必须成立专门、独立的项目公司，专职负责该项目建设运营。项目公司与其他融资平台公司之间严格隔离，人、财、物都独立。探索建立“指挥部+公司”工作机制。“指挥部”由市政府领导牵头，各相关部门领导参加，及时研究解决工程项目建设中冒出来的各种具体问题。“公司”则可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开展工作。两者既分工又协调，目的是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建成竣工、交付配售。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