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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晚上10点多，湖北武汉的柳洁(化名)在自家小区门口看到，一名外卖员被保安拦下，外卖员提出下车走进小区也不行，于是双方发生口角。据说，这么规定是因为有业主投诉外卖员随便进出小区，人员太杂不安全。于是外卖员给下单顾客打电话，让他出门来拿，但对方坚决不同意，要求送货上门。最终，外卖员没送成单，愤怒地离开了。
2018年4月，借款人孙飞科技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通过网络借贷平台与出借人曾某某签订《借款合同》。孙某以其所有的不动产为案涉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签订《抵押合同(三方)》。两份合同均约定发生争议由担保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此后该合同债权经三次转让，最终由升恪公司受让。升恪公司向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某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1月作出裁决书。孙飞科技公司、孙某以其与升恪公司之间并未约定仲裁条款为由，向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申请撤销上述仲裁裁决。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占比已超过六成。其中，新材料、生物医药及医疗仪器、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仪器仪表等6类高端产业的加工贸易进出口增幅、增速均明显加快，占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从2012年的8.6%提升至2022年的34.4%。在加工贸易产业的带动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成渝等区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