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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变化是薪资。以前找工作，我一般会要求在原来的薪资基础上涨5%-10%，除非是新公司特别好，才能接受薪资不涨。但从（去年）7月份离职直到11月份，我想要找到一份薪资不降的工作很难，需要从原来的2.5万元降到2万元才有第二次面试的机会。以前企业招聘，总是催促新员工尽快入职，有一种紧迫感。现在企业给我的感觉是，一边在招聘，一边又好像并不着急需要人。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研究警察如何逃避不当行为责任的专家乔安娜·施瓦茨说：“这导致了暴力事件的持续发生。即使近年来警察杀人事件受到公众关注，社区参与程度也空前高涨，但一切照旧。这意味着警察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使用武力，联邦和州对警务的监督非常有限，全国各地的工会协议使得有效调查、惩戒或解雇警察变得非常困难。”
据悉，“国优计划”对毕业生没有从教的硬性规定。王嘉毅表示，可从职前、职后两方面引导，积极推动毕业生从教。一方面要注重教育实践，帮助学生增强从教本领、坚定从教决心；另一方面，应关注职后发展，切实建立高校对从教毕业生的专业发展跟踪支持服务机制，推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及中小学制订专业发展支持计划，有组织地帮助从教毕业生成长、成才。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认为，境外机构投资者加速布局中国资本市场，一方面源于2023年我国经济活力持续恢复，尤其是三季度以来，各项宏观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明显，全球投资者愈发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源于A股市场估值已处于历史偏低水平，相比于境外市场更具有长期吸引力，因此更多境外投资者希望参与中国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