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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健身类预付式消费中，消费者遇到商家股东变更、教练辞职或更改使用规则等变动，难以保证最初承诺的服务。在旅游类预付式消费中，则出现有效期内预约难、限制多、无法正常使用、未按合同约定标准服务等情况。在电商平台上，预付式购物卡有时会出现充卡后被限制购买、限制下单且不退卡内余额等问题，让消费者措手不及。
好景不长，某一天，小江突然收到了徐某的“求救”短信。原来，徐某说自己母亲生病需要做手术，急需用钱，但自己现在生意周转不开，希望女友能帮忙救急。男友求助，还是给母亲看病，小江自然倾囊相助。然而，自此以后，徐某又多次以做生意需要周转、打官司需要疏通关系、归还房贷、学校需要缴费等理由向小江索要钱财，累计金额多达20多万元。
去年12月，市民项先生在美团上找了家开锁服务公司，预约开门锁。“工作人员电话联系我的时候，没有告知有开锁费、破锁费和上门服务费，来了之后说需要先试一下，试了之后说没办法开锁，只能进行破锁。”项先生回忆，工作人员表示，破锁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破坏门把手，一种是破坏锁芯，“他把门把手和锁芯都破了，问我换什么价位的锁，我说换个200多块的就行。”
长期以来，餐饮场所设置“最低消费”一直为人诟病，并引发不少纠纷。早在2014年，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就曾联合颁布《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2021年，《北京市反食品浪费规定》提出，“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明示服务项目及其收费标准，不得设置最低消费额”。可人人喊打的“最低消费”竟然在年夜饭中“复活”了，而且是如此明目张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