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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前后是音乐会演出的高峰期，容易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于是有的城市便会邀请国内外一些知名度较低的乐团填补演出空白。倘若这些乐团具备基本的演出水平，售票定价合理，自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一些经纪公司为了牟取暴利，“挂羊头卖狗肉”，将一些水平欠佳的乐团包装成国际知名乐团，卖出了一线乐团的高昂票价。这样的行为不仅欺骗了观众，也搅浑了演出市场的水。
东莞石龙京瓷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车载镜头、液晶显示模块等高科技产品。近年受原材料成本高企、国际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公司出口订单减少，过去主要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遭遇瓶颈。“根据形势变化，公司探索出口转内销渠道，再加上海关加工贸易货物集中内销等利好政策支持，抓住了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商机，内销业务比重大幅提高。”该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已连续参加十三届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加工贸易内销货值实现快速增长。
在翟天昶看来，越来越多优质的进口水果生鲜产品，以更低的价格走上百姓餐桌，主要得益于中国持续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特别是中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来，产业链供应链联系更加紧密，区域贸易成本得到了大幅降低，有效弥补供需的缺口，推动农产品的多元化供给，利于进一步降低进口水果、生鲜的价格。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