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九国际传媒
马亮说：“如果在平台实现宣传、销售整个流程的，平台完全应该负相关的监管责任，因为从平台的设计是有能力有义务进行全流程的监管。但是，如果是从平台获得信息，通过私域、线下的方式完成消费，把平台作为服务的入口，平台可能没有办法追踪到后续的消费造成的诈骗的问题。第一类情况，如果消费者去维权，平台有义务去追踪，包括强制要求这样一些服务下架，或者对商家进行必要的惩罚。但是对第二类情况，监管会存在比较大的挑战。”
确实，这场“农业大摸底”真是越摸越惊喜，知道咱中华地大物博，但没想到各地特产竟然还有独特的反差喜感。细数这次摸底摸出来的特色农产品，大多属于“新土特产”。例如藏红花，在大家心中它的产地是西藏，但没想到它早姓“沪”啦。据了解，上海种植藏红花已有40多年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从海外成功引种藏红花球茎，并分别在崇明、嘉定等地区进行试种。如今，崇明区藏红花产业已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每亩收入1.5万元左右，当地村民也依靠藏红花走上致富路。而位于崇明庙镇的永乐村，则被誉为“中国藏红花之乡”。
不过，品种找到了，新的问题又来了：新品种种植条件更严格，菇棚需要升级改造，菇农有顾虑。杜新华又将县里的金融助理员请来，给大家介绍最新金融助农政策，可以为扩大生产的菇农提供低息贷款，这让菇农们有了试一试的底气，工作很快推开。在深入基层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坂中村的“银耳故事”，正是践行“四下基层”的生动案例，给人以思考和启迪。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致辞说，黄炎培职业教育奖自创立以来，始终坚持严格规范的评选标准，十多年来，表彰了一大批在弘扬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推动职教事业发展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单位和杰出个人。奖项一直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职教领域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为树立职业教育先进典型，展示职业教育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引导和推动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